李明哲、高福进：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危机表征及应对路径

（李明哲：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历史地看，文化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霸权表征和殖民范式转向的必然终局。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1] 帝国主义殖民霸权表露初期，依附经济盘剥、政治统制、军事威压，体现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2]。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旧式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为延续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霸主地位，需要渐进完成硬实力压制向软权力控制的蜕变，“尽管传统历史和政治观念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都已不复存在，但它们又以另一种面具继续通过文化统治对他国或公民个人输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3]，其殖民形态映现为扭曲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文化样态，由此催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议题和模式框架。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较早可追溯至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法农后殖民理论等思想流派。但其基本范式的系统阐释肇始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作者基于大量历史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样态，指出美国信息媒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权力控制以及传播联合体在支撑美国文化全球化扩张中的象征力量，作者进一步洞晓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服从资本逻辑宰制，指出：“传播的目标（无论被当作什么）服从于接收设备的生产和销售。”[4] 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作者正式使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术语，厘析了全球文化互动过程中不平等和非对称结构，阐明文化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吸纳、强迫、贿赂”其他文明形态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附庸，从而使其社会体制契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推销体系。[5] 作为理论范式的概念延拓，西方学者驻足资本主义立场对这一理论作了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辩白，如萨义德、汤林森、福山、亨廷顿等人或从历史向度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变迁和时代特征，或从共时向度偏重窥探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场域、不同主体文化间的理论原像和内在逻辑，但源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阈限致使其理论充塞各类结构性内在矛盾。跨入全球数字时代，在数字技术接续取得实质革新的进程中，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因子和生长性要素，实现了与数字属性相耦合的新质态。列宁曾深刻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6] 文化帝国主义经由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国际分工格局的数字重塑、世界市场的数字场域拓展等门径意图迈向数字垄断阶段，创设寄生性、剥削性、诱骗性的文化嫁接与价值渗透的数字生态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7] 然而，综观文化帝国主义现有学术成果，数字殖民研究存在孱弱之处，亟待深透铺陈其数字霸权下的殖民机理、危机表征和纠治策略。

一、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内涵及作用机理

文化帝国主义的数字出场、异变乃至在全球肆虐，本质上是多元机制相互承袭、内嵌融通的驳杂结构。文化帝国主义依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5G/6G等数字技术精心构筑超时空的数字监控场域，伴随数字“全景监狱”与物理空间的畛域弥合，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数字住民”无息涌入，加之数字媒介霸权图景下可复制的文化扩散，由此实现了数字殖民的生态构拟。具言之，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的垄断地位优势，对数字技术发展相对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控制、文化渗透和文化产品输出，以维持全球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和西方文化的世界领先地位。在数字语境下，精准捕捉文化帝国主义殖民内在作用机理，从逻辑思维视角讲，有助于剖判其本质性规定，即它的数字存在状态；从问题意识视角讲，这是在追问数字时代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殖民形态中萌发的，有助于厘析出一个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一）殖民基石：资本规训下的数字垄断数字技术在推动物质社会景观繁荣的表层下，也承载着来自资本逻辑的规训，作为人与人关系的深微映射，实质已将人类社会拖入文化危机的窠臼之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8] 而进入数字化时代，由于网络外部性、技术不相容性、数据正反馈机制等迹象的存在，文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数字平台和数字企业逐步野蛮成长为“数字寡头”，通过不断取得技术自然垄断、数据资源垄断以及数字权力垄断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数字垄断的霸权局面。为达到文化同质和价值同化的深层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产权化、数据集纳潜匿化、流量锁定缜密化、算法推送精准化等行径捣毁世界其他文明的数字存在，另一方面以一种匡助姿态重建资本宰制的数字文明社会结构，赋权文明奴化体系合理性。（二）殖民要素：数字藻饰的“文化样板”文化帝国主义一贯虚设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普遍适用性、超历史性，将特质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理辩白为物质世界的本质映照，规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恪守的普遍理论准绳。马克思曾预言资本膨胀的全球化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9]。（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然而，在畸变的西方文明景观中“每日每时都会有大量的差异被抹平”[10]，世界文学异化为西方文学或是资本文学，通过鼓吹西方文明的历史绝对优越，赋予异质信徒扈从“西方样板”的文明归宿。数字技术重塑并藻饰了西方文化模式移植的合法外衣，为其突破畛域的体系性暴力逸散和潜密化柔性渗透注射“强心剂”，同时也赋能“文化工业”批量流通和克隆异化数字产品，在侵犯异质主体自由意志的过程中使其沦为数字生产的工具性奴隶，以此养护单极文化体系的病态社会。（三）殖民场域：深嵌现实的数字公域文化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统治是“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11]。“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12]，数字不仅创造空间，而且也在各个方面消蚀了空间窒碍，为西方空间意识形态的符号填充创造了契机。作为物理空间的扬弃，数字公域具有拟真性、嵌入性、控制性等特征，从而实践延拓了权力规训的统制畛域。事实上，它正是资本开辟的崭新版图，它的资本逻辑呈现为数字寡头控制诸多“数字住民”，猎取全球结构性控制权，获得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景观。可以确证的是，数字公域不再是传统意念里割裂于现实社会的“拟态摹本”，而是渐次完成了与物理空间的交汇、共生与合一，这意味着两维界域的感知、思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相互映射，匿伏文化帝国主义对现实环境的“长臂管辖”危机。（四）殖民手段：数字媒介的单向统摄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媒介使西方资本势力的文化符号得以超越传统基于“原子”生态系统的物理畛域，推动交互渐进的文化被数字化的比特网笼盖。通过对数据资源和传播渠道的把控，发挥媒介作为文化塑造者的价值限定性功能，在晕轮效应、破窗效应、从众效应等的作用下，文化帝国主义将文化抽象概念和具体形态与数字产品或服务系缚，由此实行了数字拟态环境下的“媒介洗脑”，即“复写—强化—明确—再现”的单向渗透。数字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表面上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但由于数字领域的技术失衡、信息势差、话语权迥异等因素，信息接收者与发送者存在身份的落差，更多主体处于信息链底端，其在核心价值观、行为模式、德性伦理和文化形象活动等方面极易遭受数字媒介的价值规范和排斥功能钳制。（五）殖民实质：数字资本的价值增殖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权力特质和逻辑所向使“资本瞳仁”始终全景窥伺“数字囚徒”，在消融西方资本主义以外的文明主体性的同时引致文化“贫血症”和文化流变征象。从本质寓目，资本是西方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自然也是数字殖民的内生动力。作为资本逐利手段的扬弃和鼎新，数字资本具备“两个不变”，即资本的权力辖制没有变、资本的增殖内核没有变，印证了马克思强调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3]。数字不过是将文化异质性入侵与再生产传化为资本积聚的中介工具。于是，数字意志替代主体意志，数字寡头希图妆饰为主体自由择选的本相，异质文化内在的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被逐渐溶解，造就了资本增殖的同质文明景观。更突出的是，它对主体的盘剥范畴由劳动时间延展至自由时间，从雇佣劳动异化为零薪劳动，促使人的生命向度沉沦在数字拜物教的囹圄中。

二、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危机表征

文化帝国主义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链条，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14]。重塑形象后的文化帝国主义生发了更多元的殖民样态和更稠浊的腐蚀力。（一）数字畛域急骤扩张挟带的西方意识形态蛀蚀文化主权全息视界、拟态现实的新型数字技术宇宙正敛声息语地嵌套于物理世界，这不仅为提升资本主义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缔造了“真空地带”，而且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数字演绎突破了时空壁垒。数字场域空间巡视和信息监管的缺位，被当作“全球范本”的意识形态霸权有进一步“野蛮生长”的趋势。首先，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数字变种侵蚀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所谓“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攫取全球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本质意图是“宣传并推动世界各文明采纳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促使其他文明转型，最终实现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15]。数字赋权方式下的“普世价值”实现改头换面，不仅表现在它隐蔽性的外衣和光环，也伴随其西方精神卫道士和非西意志迷魂汤的痼疾恶化。一方面，“普世价值”打造了一套契合数字场域特性的术语体系和网络议题，它强调“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某些重要价值体系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16]，由此演化为基于西方价值幻象构拟的“普世自由”“普世文化”“普世理念”等术语陷阱，并通过数字化致密润饰为一整套网络议题，在人工智能画像和算法“精确捕捉”赋权下向不同语境的受众兜售；另一方面，“普世价值”往往装潢于数字衍生的智化产品载体之上，从文化生产的数字走向来看，动态智能产品库日渐取代传统稳定的生产模式，智化产品高效的信息传播能力将从机器视角建构所谓“普世价值”，民族的核心价值免疫系统在遭受数字自动化处理和机械化输出的框架窒碍，机器深度学习和程序设定的失控也在数字沃土持续爆发价值异化危机。其次，民粹主义在数字空间的沉渣泛起湮灭了主流话语权威。伴随数字时代的场景应用，民粹主义依托数字技术作为新的话语宿主发酵演变。它以杂糅性的政治光谱、变幻性的群体认同、蛊惑性的价值判断为主要特性在网络空间制造舆论风波和话语藩篱，成为资本裹挟下肢解我国话语系统的工具性概念。其一，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群体“话语极化”。民粹主义者利用信息生发程序伪造、篡改、颠覆“现实剧本”，再借助算法超精准推送蓄意制造社会隐患和敌对人民的“他者”，借助数字异化下的集体幻象为“同质化”的“数字住民”合理辩护，突破群体极端政治社会诉求的话语阈值。其二，人工智能仿真技术下的“变脸”戏法刻意制造话语偏差。民粹主义常常与极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相互策应，在数字技术供给的“面具”下乔装打扮，制造一整套仿真的西方“镜像话语”，使用户长期沉浸在同质类话语的“回音室”中，在“主流话语”与“镜像话语”负向背离的张力中偏离话语本性。其三，数字畛域的急剧扩张蚕食主流话语生存空间。智能化程序系统搭建的数字场域正在悄然消解传统意义的公共空间，民粹主义也经由数字技术完成了拟态化、代码化、数据化的身份转向，这将进一步阻碍话语内容的更始，使受众聚焦点限制在狭小且反动的“碎片话语”中，加剧主流话语的“缺位”。最后，虚无主义企图建构的资本主义虚假的数字共同体势必消释其他民族文化根基。基于数字孪生、拟态现实、仿真环境等技术架构的数字社会图景深刻厘革了虚无主义的实践样态，使它的文化解构与价值剥离功能得以进一步延伸。“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虚无主义具有比较清晰的对于‘确定性’文化传统的否定性特征。”[17] 作为资本逻辑下的异化衍生物，它只对自己所推崇的理念、价值、文明、历史进程全面肯定，而绝对否定其他利益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在重构性、失真性、碎片化的数字帝国中，数字寡头凭仗对数字超级权力的宰制，极有可能肢解主权国家确定性的文化根基。伴随“数字住民”的日益壮大，虚无主义与智能技术的耦合力图在拟态宇宙中建构一个虚假的数字共同体，以新的叙事手段赋予他们民族、文化、伦理、价值等具象化身份，从而将其抽离出原有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以个体的集体失忆解构特质化的民族文化。当数字垄断同盟得以建立，赋权这一虚假的数字共同体以新的完整的历史叙事、情感记忆、身份认同将成为泯灭其他文明的重要门径。（二）数字文化工业加速文化主体的异化状态从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数字化消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是未来持续不变的主题”[18]。然而，数字技术的赋能并非完全趋于良善，在革新文化产业体系的同时，也夹杂着某种扩张性权力的并发症。（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殖民范式，数字资本输出具有高度价值“涵化”倾向，媒介异化下的数字业态和其衍生的概念产品往往附着西方产业价值取向，以致文化内在意义断裂与价值失衡。具言之，文化帝国主义数字生产链条的完竣倾轧了产品的文化意义，数字工具符号更在刻意营造同质化价值假象。在生产体系上，文化帝国主义凭仗数字智能垄断和平台资本剥削，已然建立起一整套契合数字生态成熟的文化产业运作体系和产品输出体系，使代码、程序、数据等具象化符号规定文化本体属性的异化，在推动人类向以文化产品数字生产与消费为主的智能社会迁徙进程中，植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数字依托体系落成。在生产环境上，“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虑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19]，洞察西方数字资本急剧膨胀建立的产业帝国，实质是利用数字技术的非理性价值建立能受其支配的文化输出环境，进而再生产西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同时，在产业数字交融与互渗的社会情境下，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的畛域弥合进一步增强了文化霸权的隐蔽性和蛊惑性。在生产内容上，智能性、交互性与多元性数字产品承载的是西方话语霸权和精神价值，数字媒介语境下的西方文化镜像营造的是一种畸形的、物欲的、快餐式的精神狂欢现象，这种虚假的“精神快感”会使人逐渐丧失对生存世界的反思维度、批判效度和超越向度，成为被统驭的“单向度的人”。由于民族国家数字监管的“触手”难以覆盖，在算法精准推送的内容过滤机制下，受众的潜意识和精神自由长期被西方数字化产物宰制，极易在被动接受中出现“文化偏食”或产生“惯性依赖”。数字融合加速了文化身份的动态生产过程，也在解构主体特质化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文化帝国主义构建的数字场域中，用户的共同身份沦为“芯片化的数字人”，将不得不遵从资本权力设定的数字规则宰制，在“程序员”操纵下无形且被迫接受“精神规训”，以致文化身份日趋同化和西化。而大数据画像信息精准“投食”的黑箱进一步消弭“数字参与者”的民族文化认同，这表现在标准化的西方文化编码借由算法匹配造成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使主体长期浸没在相仿或重复的偏好文化世界中，在塑造对符号权力的权威和信任过程中渐进性地抵牾民族特质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利用文化产品的形式价值、功能价值和逻辑价值，西方消费主义得以向用户拴套数字资本枷锁，挟制主体形成“数字拜物教”或“智能拜物教”的需求倾向。在落入资本剩余价值驱动的陷阱后，人也将异化为数字消费的“奴隶”。（三）数字霸权护持下的文化外交意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文化作为外交活动的基础要素，已然成为主权国家建构国家身份、塑造国际形象、推介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文明景观中，资本与权力的联动使数字技术丧失了本体价值维度，逐渐嬗变为实现资本主义文明使命的工具样态。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渗透和监控的畸形文明秩序引致文明互动异化为单向文化输出，数字硬实力裹挟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柔性”外交成为宰制全球文明秩序、巩固其中心地位的异化手段。数字时代文化帝国主义高度重视盟友协作推进意识形态渗透，其在全球公共场域中的数字权力异化性扩张进一步“掩饰了世界利益格局不平衡背后的垄断真相”[20]。在美国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有学者统计，“排名第一的关键词为alliances”[21]。美国一方面宣称将携手西方国家重振全球民主制度，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石上开展数字层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中国等国家利用数字工具监控其公民、操纵言论自由、策动网络入侵等虚假论调，强调共同应对数字技术“恶意操控”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威胁。[22] 作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部分西方国家企图让“中国被民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所同化”[23]，在数字硬实力同文化软权力的多方联结下，借由显性与隐性的数字媒介手段向中国输送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惯常的做法，不仅操纵国际舆论为中国贴上“数字威胁论”“数字专制主义”“数字威权主义”等标签，更不择手段地拉帮结派，建立“反华同盟”，发布“互联网未来宣言”等小圈子帮规，企图拉拢盟国联合围猎其他国家，以维持数字场域内的单极文化向心力。文化帝国主义固守零和博弈、文化霸权思维，其推崇的文化政策必然是附带圈层等级、文化排他与殖民掠夺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裹挟的部分西方国家只会构筑数字泛意识形态化的小院高墙。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利益紧扣的价值主张，由于部分西方国家同我国在文化地位、文化价值、文化特性等方面存在不同，在话语权与主导权不平等的关系下，文化帝国主义为争夺数字霸权，禁止数字技术转移、撕毁数字合作条约、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等野蛮行径成为常态。另外，文化帝国主义在广泛培植智能化的意识形态代理人，依附虚实共生的数字场域缔造价值输送“温室”，在宰制数字信息实现独裁统治的同时委托资本集团势力及个体情报人员，以“清洁网络”等数字计划渐进性地推销文化殖民政策和掌控网络舆论。以跨国集团、媒体、水军、间谍、黑客为代表的代理数量庞大、领域广泛、隐蔽性强，具备高度的数字伪装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力，意欲压制、操控和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中国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现实路径

在“中心—边缘”文化圈层态势下的西方数字景观中，文化帝国主义夹带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文化安全挑战长期存在。中国作为全球数字文明发展的重要“燃料剂”和“推进器”，在建构数字生态平衡、时空框架和媒介图景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也有能力为全球数字文明秩序“疏经通络”。（一）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形塑自主可控的数字主权屏障作为国家权力在数字空间的逻辑延拓，数字主权是维护文化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价值皈依。但主权的数字化也伴随主体与其他文明想象畛域的动态消融，提供了文化帝国主义利用数字秩序失衡进行大批量生产和熔接趋同性单质文化的可能，这使得民族共同体内群体身份认同和文化向心力弱化浪潮迭起。面对数字场域的文明失序失范风险，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实现数字管辖的自主可控是中国抑制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关键所在。技术层面，需要领跑数字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的“赛道”。意识形态数字渗透手段本质上是技术势差基础上“极易复制、存储、转移和使用的数据代码”[24]，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数字核心技术底座架构的先发优势，修炼更高阶的数字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25]。只有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技术攻关和创新，掌控数字技术发展话语权，才能在减削技术脱钩风险中化解文化霸权的数字辐射。制度层面，需要强化数字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监管。一方面，数字场域边界的模糊性使得文化帝国主义宰制人工智能程序设定和算法模拟精准嵌入西方文化内核，由此需要构建数字信息审查和过滤制度、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制度、隐私与数据安全制度、法治保障制度等立体化全方位的制度体系护航数字生态。另一方面，制度静态滞后和数字空间动态迁变二者间的矛盾要求人机交融共生，通过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开展频繁性、普遍性的空间监管巡视来确保数字秩序平稳运行。主体层面，需要建构权力主体与文化主体的数字景观。数字技术复建了意识形态生存空间和交往场域，因此必须坚持党对数字意识形态阵地的绝对领导，牢牢掌握数字关键节点和资源要素，形塑自主可控的数字主权屏障，进而有效维护中国的文化特性、文化地位与文化形象。在多元社会思潮博弈的数字生态系统内，更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主导、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在重构主体的智能编码机制中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二）回归数字良善向度，构建满足人需求的数字生产数字生产催化了新的生产力革命，但作为人本质对象化的数字技术却趋于异化，即“数字成为主人”。现实系统性生存虚无加速了个体向“数字乌托邦”的集体迁徙行为，然而主体对数字的过度依赖也使之沦为“数字瘾君子”，甚至是数字奴隶。（微信公众号：思政学者）数字异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生产不仅创造满足资本狂欢的数字内驱力，而且也在创造主体；不仅阻滞人类需求，而且也在泯灭人的自我同一性。从本体论审视，数字的逻辑原点是“人”，皈向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要救人”[26]。为此，需要发挥数字向善的基本维度，坚持数字生产回归人自身的终极指向。首先，数字业态衍生须诉诸文化价值本体。文化帝国主义宰制的畸变数字业态“除了侵蚀人类的自我价值与就业价值，更可能侵蚀人的生命价值”[27]。这本身负向背离文化价值本体——“人的存在和发展”。就发挥数字良善向度而言，一方面，坚持“本体思维”内嵌数字生产体系，避免落入资本增殖或权力扩张基本假设的圈套，尤其要扭转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割据局面，从而超越狭隘的工具主义或操作主义。另一方面，赋予数字“人性之善”及“文化之魂”，使数字的思想内核、人文印记、价值目标趋同于“人”，继而塑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构理论模型引导数字业态蝶变进程。其次，数字生产环境应聚焦差异性的文化满足感。文化帝国主义力推数字生产环境最大化输出固有的单质文化模式，但伴随数字控制权易主同时辅助良性环境的调节，将回归多元文化创意主体持续供给优质文化内容的生态链。第一，推动算法和大数据的价值理性回归，从源头上撤废数字圈层分割，建构基于用户真实全面需求的差异性环境生产和信息传播；第二，钻探“精准推送”的反向路径，抑遏狭隘信息和偏激话语的滋长，同时运用反过滤机制实时分析用户文化数据，从而刺破“过滤气泡”；第三，在数字产品内容链和渠道链两端发力，利用其非线性链接延拓用户差异化、定制化、拟态化的文化环境体验和价值感知。最后，数字生产内容当引导和培育理性文化需求。资本意志裹挟下的数字生产内容由于受众“自我意识消失，思想感情整齐划一倒向一边”[28]，即单向度陷入庸俗功利的“娱乐至死”需求陷阱。为此，需要发挥数字工具重塑优势为受众呈现理性文化内容和文化符号，强化数字互动服务模型和用户画像科技钻研，科学划分内容圈层和领域，尤其要注重内嵌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提升主流文化持久“造血能力”，提供情感支撑和创造文化归属感。同时，提升个体的“数字素养”，将数字内容置于主体性之下审慎看待，使主体出离囿于资本狂欢框架和视野的消费“黑洞”，从而培育文化“调性”和审美旨趣，防范数字成瘾。（三）擘画文化外交新蓝图，彰显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信条文化帝国主义标榜的以数字合作共赢为虚假导向的文化外交，不仅难掩其数字殖民全球文明的深层次意图，更严重威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生态良性循环。在数字驱动和场景应用深入的全球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融入数字空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数字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空间的诞生与演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数字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主张、基本原则、实践要求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一脉相承，又充分展现了数字空间的特性和规律。同时，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旺盛生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释放了共建潜力和数字催化活力，将会在数字时代建立更坚实的安全防线，达成更广泛的合作共识。因此，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框架内安全、包容、共建、共享的全球文明秩序重建，构筑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新格局已然成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价值目标。文化帝国主义缔造的数字生态体系内，数字资本与传统权力的交织持续合成和克隆文化极差结构，从而撑持和扩展“离线社会”的文化偏见。故此，需要祛除数字宰制下的西方文化神话，增强中华文化的镜像传播能力。一方面，“返本开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阐释框架、叙事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中国故事的数字内嵌和镜像构造，“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29]；另一方面，“创造转化”，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闭环聚合各类文化资源，在文化传播机制方面进行数字创新、数字人才培育、数字文化资源库和平台搭建，延展中国文化镜像传播的数字通途。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30]，这预示着其将开启“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引领下的数字合作新格局。随着多元文明主体价值取向、行为模型、利益观念等去中心化特征凸显，数字命运共同体俨然成为突破个体本位主义下西方文明筑壁数字牢笼的理念金钥匙。“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审视数字文明演进趋势，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会重塑一个全新的数字文化疆域，它揭橥了文化交往的本真样态，即基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数字世界主义”。由此，其将重构具有通约性和特质性的文化交流体系，各国也将借此主动调适文化外交政策，携手创造共同体内全球数字合作的新文化环境，重新建设数字文明“群芳竞艳”的百花园。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31]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面对部分西方国家借助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不断掠夺数据资源和谋求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以及企图改变数字领域的基本面貌和游戏规则的多重冲击，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风险将更加复杂。着眼于未来，我们不仅要“夯实内功”，构筑坚实的文化安全防护网，更要依据中国数字发展模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数字化建设，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合作共享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平衡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未来中国在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数字秩序的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文化安全格局也将实现新的质的重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文化安全屏障的同时，也为人类数字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选稿：王海鹏  责任编辑：薛来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3]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10.

[4][美]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5]Herbert I. Schill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 sand Sciences Press, 1976, p.421.

[6]《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1页.

[7]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8]《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页.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10]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11][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12][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14][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15]杨悦:《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路径——"文明对话论"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16]Samatov Shomat Berdievich et al., "Universal Values and Spiritual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CADEMICIA: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Vol. 11, Issue. 6, 2021, pp. 416-421.

[17]程馨莹:《虚无主义的三重否定性特征》,《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18]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2022)〉发布:关注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2022年1月8日,

http://creativity.china.com.cn/2022-01/08/content_41847162.htm.

[19][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6页.

[20]孙冲亚:《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21]刘博怡:《拜登政府〈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解读〉——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情报杂志》2021年第9期.

[22]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1-Unclassified-Report.pdf.

[23]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 gpa-mprod-mwp.s3. amazonaws. com/uploads/sites/23/2021/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24]刘杨钺、张旭:《政治秩序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缘起》,《外交评论》2019年第1期.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8页.

[26][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94页.

[27][英]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2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杨献军译,台海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29]《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3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

[3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页.

（文章选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3年1期）